何蜀：“集中营”有了新名称

本公号前天发表了何蜀先生的大作《“双枪老太婆”的命运》，受到读者欢迎。何蜀先生是当代史家，资深编辑，现居重庆，著作颇丰。他完成了一部研究小说《红岩》及相关作者史实的力作，让我先睹为快。蒙他同意，我选择其中的片段，以飨读者。《“双枪老太婆”的命运》是其中之一，现再展示一段：

“集中营”有了新名称

何蜀

1950年12月5日至16日，重庆《国民公报》副刊连载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作者署名杨祖之。这篇文章写道：

“这里就是戴笠亲自主持与美国合作的‘中美合作所’，抗日时期政治犯集中得最多时，曾达二万人以上；政协释放政治犯令下后，据说此地曾解决了一批政治犯。”

虽然当时有关渣滓洞、白公馆狱中生活的回忆，还有任可风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的《血底实录——记一一·二七磁器口大屠杀》，钟林连载于1949年12月29、30日和1950年1月1日《国民公报》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但杨祖之这篇却有特别意义，因这是第一次把国民党当局设立的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同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大反法西斯盟国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已于抗战胜利后撤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混为一谈，无中生有地说“抗日时期政治犯集中得最多时，曾达二万人以上”。这篇文章为以后长时期的政治宣传定下了一个基调：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说成了“法西斯集中营”，把1949年国民党当局屠杀政治犯的罪行，说成了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的罪行。

历史的真相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在《中美合作所志》中则具体列举了中美所开展的训练项目：

训练气象人员，建立气象站；训练情报人员，布置情报网；训练侦译人员，建立侦译单位；训练装备游击部队；训练秘密行动工作人员，设立行动区；训练电讯人员，建立通信网；心战工作的部署；研究分析工作的部署；建立运输系统，训练保管人员；训练医务人员，成立野战医院；训练外语人员，加强工作联系；训练特警人员。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的行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给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在瓦解日伪军士气、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的宣传战中，著名画家叶浅予、丁聪等人都参加了工作，绘制了大量的漫画。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那么，后来被笼统称之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冬，因抗日战争局势的恶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随大批军政首脑机关从武汉撤到重庆。次年5月3日和4日，重庆城内连续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许多街道成为瓦砾、废墟。驻城内的各机关纷纷迁往郊外乡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迁到了当时尚属郊外的化龙桥红岩嘴。军统局迁到了郊外磁器口歌乐山下的缫丝厂地区。此地原有一所民间用作缫丝厂的厂房，因此这一带被老百姓叫做缫丝厂，军统局迁到这里后也叫缫丝厂办事处或乡下办事处。缫丝厂这个地名，被改称“造时场”，以示“英雄造时势”之意，激励人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同年11月，在离缫丝厂办事处西南方二三华里处的一幢被称作白公馆的楼房院落，原是四川军阀杨森部下一个师长白驹的乡下避暑别墅，也被租用过来，作了看守所。次年春，军统局又在距缫丝厂西北方四五华里处名叫渣滓洞的地方找到一片破烂平房——原是当地小煤窑工人的住处，也半租半占地接收过来，作为白公馆看守所的分所。

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了，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因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撤销，军统局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因此白公馆亦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及一些保密局的违纪犯。

渣滓洞看守所在1946年底将在押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因内战形势致使政治犯骤增，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农民武装暴动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从事反蒋军事活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大办公室和梅乐斯住所梅园、美方人员宿舍等，都位于白公馆和渣滓洞之间。以后，这一地区逐渐扩大，称为特别区。但是在这一地区的住宅和房屋，多半属军统局直辖机关占用，中美合作所在这里除所本部外，只有一个特警训练班。在这一地区内还有美军陈纳德航空队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还有四一医院、四一图书馆、立人小学等。

作为看守所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不是一回事，也没有从属关系。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看守所及周边地区含混地称之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我从集中营出来》的作者杨祖之，是杨益言的化名。

杨益言是四川武胜县人，抗日战争后期在内迁四川的同济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上海后，因参与学潮而被开除。1948年经朋友介绍，到重庆菜园坝中国铅笔厂工人夜校任教，于8月4日被捕。不过，他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党员，也不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只因他寄发同学通信录，引起了特务在邮检时的注意，被作为嫌疑犯逮捕，关进渣滓洞看守所。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推动和谈，缓和政治局势，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中国民主同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保释出狱的。杨益言的家人也趁此机会，变卖了老家的部分田产，通过杨益言在国民党警察局当局员的一位亲戚，以金条疏通关系，将无辜当了几个月政治犯的杨益言于1949年4月7日保释出来。

帮助杨益言修改、发表《我从集中营出来》的，是他的哥哥杨本泉，时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抗战时期是重庆民间文学社团“突兀文艺社”的社长，这个文艺社是由刘德彬等兼善中学学生发起的，以后随着一些学生考进战时内迁到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而影响扩大，发展到社会上，还得到当时在重庆的作家茅盾的指导。杨本泉是文艺社中的骨干成员，不仅在诗歌、杂文的写作上有相当水平，思想也比杨益言更敏锐。

杨益言发表那篇文章时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已经定下了向苏联“一边倒”，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大政方针，中共在全国已经展开了大张旗鼓清除美国影响，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宣传。

1950年1月16日，重庆市召开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与刘德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的干部领导下，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在《国民公报》印刷厂印刷，最终将特刊定名为紧扣当时反美宣传需要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

书名中的“蒋美特务”，说明当时还把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务认定主要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但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反美宣传的声浪不断高涨，这个提法就变成了“美蒋特务”，一直影响到了歌乐山烈士展览馆的名称，一度被定为“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

这本特刊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罗、刘二人还与钟林、傅伯雍等分头撰写了《被难烈士事略》即烈士小传。

排印特刊期间的1950年2月，刘德彬在重庆街头偶遇杨益言，得知他打算回岳池老家谋职，刘德彬劝他先别回乡，现在排印大会特刊，正愁人手不够，希望他来参加校对工作。

虽然都在渣滓洞看守所关过，但罗广斌以前同杨益言并不相识。而刘德彬则与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是兼善中学同学，同杨益言早就相识。经他介绍，罗广斌认识了杨益言这个后来的合作伙伴。于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从此开始了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及所谓“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合作宣传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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